“就業優先”——這一在2018年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首次出現的表述，成了今年兩會的熱詞。在官方不停發出“動員令”的背后，是對未來經濟轉向的把脈，就業成了2019年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風向標之一。

近年來，中國經濟穩中有變，進入了由高速增長轉變為中高速增長的結構性調整期，就業形勢總體平穩。最新數據顯示，2018年全國城鎮新增就業1361萬人，全年各月城鎮調查失業率保持在4.8%~5.1%之間，全國城鎮登記失業率3.8%，政府超額完成了就業目標。

這背后是黨中央、國務院對穩定就業工作的重視。2018年7月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，分析研究經濟形勢，部署下半年經濟工作。會議上，“穩”字成為關鍵詞，“穩就業”被列為下半年要重點做好的“六穩”（穩就業、穩金融、穩外貿、穩外資、穩投資、穩預期）工作之首。

不過，硬幣的另一面也值得注意。國家統計局人口和就業統計司司長李希如此前表示，自2012年起，我國勞動年齡人口的數量和比重連續7年出現雙降，7年間減少了2600余萬人。2018年末全國就業人員總量也首次出現下降，預計今后幾年還將繼續下降。同時，老年人口比重的上升加重了勞動年齡人口負擔，給經濟發展和社會保障帶來挑戰。

就業的結構性壓力已經越來越明顯了，如何改善就業環境，從而托住經濟運行“下限”成了如今政府工作的重要任務。“過去無論多強調積極的就業政策，都是把它作為民生、理念，沒有放在宏觀經濟政策的實施機制之中。失業或者勞動力市場的指標無法影響央行的政策實施，但是現在這個條件已經成熟了。”全國人大代表、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日前表示。

“就業優先”時機已到，如何發力成了社會各界熱議的話題。

“現在是‘就業難’和‘招工難’並存的結構性就業矛盾。”全國人大代表、騰訊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馬化騰這次帶來了7份建議，其中就有與“就業優先”直接相關的。

馬化騰認為，隨著互聯網、物聯網、大數據、雲計算、人工智能等新動能產業的快速發展，就業創業新空間也在不斷拓展，這些產業為勞動者提供了許多全新的工作機會，“但卻缺少適合這些崗位的人”。因此，他建議要加強數字人才教育，深化勞動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，加大教育培訓體制改革力度，提高勞動者的能力。

這和全國人大代表、華中師范大學教授周洪宇的觀點不謀而合。“經濟要向高質量發展轉型，很多傳統的、用工多的產業發展就受限制了，這種情況下就要培養適合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人才，這些產業能給年輕人的就業提供很大的空間。”周洪宇說。

在穩定和促進就業的具體舉措中，大學畢業生是非常重要的群體。對於不少應屆畢業生討論的“史上最難就業季”等話題，全國政協委員、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劉偉表示，當前我國已經發展到“中等收入”階段，這個階段最主要的失業風險並不是“總量失業”，而是“結構性失業”﹔最主要的風險人群並不是一般體力勞動者，而是大學生。

他注意到，現在社會對建筑工人等一般體力勞動者的需求依然很旺盛，有的地方還不太好招人，有些建筑工人甚至能實現月薪上萬。而不少大學生則面臨著艱難的就業選擇。他指出，這種“結構性失業”風險比“總量失業”風險更難解決，因為后者可以靠提高經濟增長速度來解決，而前者的解決方法不能隻靠提高經濟增速，還取決於就業人群的需求端和供給端。

作為大學校長，劉偉著重從人才供給端談了他的建議：“大學教育‘雙一流’建設，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提高培養大學生的質量，首先是課程要精品化，不能弄一堆‘水課’。”他強調，為了讓高校教育更深入社會實際，更有前瞻性，需要更加優秀的師資配置，高校應該給教師提供高質量的服務，提供寬鬆的環境。

推動就業另一個重要的力量來自於企業，尤其是民營企業。民營企業吸納了大量勞動力，提供了80％左右的就業崗位。在當前經濟形勢下，很多中小民營企業資金緊張，為了降成本就開始裁員，這直接給就業帶來了壓力。

馬化騰提出，應切實為企業減負擔、增活力，通過實質性措施降低企業稅費，加快落實降低社會保險費率的實施方案﹔同時對於小微企業要特別加大減負力度，建議通過創業擔保貸款貼息及獎補政策等，降低小微企業融資難的問題。

全國人大代表、西部礦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張永利認為，“穩就業”首先要“穩金融”。“支持中小企業發展就是‘穩就業’的具體舉措，這就要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、融資貴問題。隻要搞活企業，就業就穩住了。”張永利說。

過去一段時間，國家出台了一系列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政策，但實際上，中小企業和地方國有企業仍然很難貸到款。張永利說：“不是國家政策不好，而是限制太多，希望金融機構能放寬一些限制。同時，金融業應把收益更多返補給實體經濟。”

蔡昉做了許多調研，他覺得要促進就業，“織緊社會保障網，實現社會政策托底”十分關鍵，這被他評價為“既可以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保駕護航，也是應對經濟下行壓力的未雨綢繆之舉”。

“這個領域仍然存在諸多短板需要加快補齊，最緊迫的莫過於加大政策實施力度，縮小城鄉之間、地區之間、戶籍身份之間和就業性質之間的基本公共服務差異。而且，在資源有限的條件下，以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突破口提高社會政策托底水平，可以起到綱舉目張的效果。”蔡昉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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