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就业优先”——这一在2018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首次出现的表述，成了今年两会的热词。在官方不停发出“动员令”的背后，是对未来经济转向的把脉，就业成了2019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风向标之一。

近年来，中国经济稳中有变，进入了由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的结构性调整期，就业形势总体平稳。最新数据显示，2018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361万人，全年各月城镇调查失业率保持在4.8%~5.1%之间，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3.8%，政府超额完成了就业目标。

这背后是党中央、国务院对稳定就业工作的重视。2018年7月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，分析研究经济形势，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。会议上，“稳”字成为关键词，“稳就业”被列为下半年要重点做好的“六稳”（稳就业、稳金融、稳外贸、稳外资、稳投资、稳预期）工作之首。

不过，硬币的另一面也值得注意。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长李希如此前表示，自2012年起，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比重连续7年出现双降，7年间减少了2600余万人。2018年末全国就业人员总量也首次出现下降，预计今后几年还将继续下降。同时，老年人口比重的上升加重了劳动年龄人口负担，给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带来挑战。

就业的结构性压力已经越来越明显了，如何改善就业环境，从而托住经济运行“下限”成了如今政府工作的重要任务。“过去无论多强调积极的就业政策，都是把它作为民生、理念，没有放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机制之中。失业或者劳动力市场的指标无法影响央行的政策实施，但是现在这个条件已经成熟了。”全国人大代表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日前表示。

“就业优先”时机已到，如何发力成了社会各界热议的话题。

“现在是‘就业难’和‘招工难’并存的结构性就业矛盾。”全国人大代表、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这次带来了7份建议，其中就有与“就业优先”直接相关的。

马化腾认为，随着互联网、物联网、大数据、云计算、人工智能等新动能产业的快速发展，就业创业新空间也在不断拓展，这些产业为劳动者提供了许多全新的工作机会，“但却缺少适合这些岗位的人”。因此，他建议要加强数字人才教育，深化劳动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加大教育培训体制改革力度，提高劳动者的能力。

这和全国人大代表、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的观点不谋而合。“经济要向高质量发展转型，很多传统的、用工多的产业发展就受限制了，这种情况下就要培养适合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人才，这些产业能给年轻人的就业提供很大的空间。”周洪宇说。

在稳定和促进就业的具体举措中，大学毕业生是非常重要的群体。对于不少应届毕业生讨论的“史上最难就业季”等话题，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表示，当前我国已经发展到“中等收入”阶段，这个阶段最主要的失业风险并不是“总量失业”，而是“结构性失业”；最主要的风险人群并不是一般体力劳动者，而是大学生。

他注意到，现在社会对建筑工人等一般体力劳动者的需求依然很旺盛，有的地方还不太好招人，有些建筑工人甚至能实现月薪上万。而不少大学生则面临着艰难的就业选择。他指出，这种“结构性失业”风险比“总量失业”风险更难解决，因为后者可以靠提高经济增长速度来解决，而前者的解决方法不能只靠提高经济增速，还取决于就业人群的需求端和供给端。

作为大学校长，刘伟着重从人才供给端谈了他的建议：“大学教育‘双一流’建设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提高培养大学生的质量，首先是课程要精品化，不能弄一堆‘水课’。”他强调，为了让高校教育更深入社会实际，更有前瞻性，需要更加优秀的师资配置，高校应该给教师提供高质量的服务，提供宽松的环境。

推动就业另一个重要的力量来自于企业，尤其是民营企业。民营企业吸纳了大量劳动力，提供了80％左右的就业岗位。在当前经济形势下，很多中小民营企业资金紧张，为了降成本就开始裁员，这直接给就业带来了压力。

马化腾提出，应切实为企业减负担、增活力，通过实质性措施降低企业税费，加快落实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实施方案；同时对于小微企业要特别加大减负力度，建议通过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及奖补政策等，降低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。

全国人大代表、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永利认为，“稳就业”首先要“稳金融”。“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就是‘稳就业’的具体举措，这就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、融资贵问题。只要搞活企业，就业就稳住了。”张永利说。

过去一段时间，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，但实际上，中小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仍然很难贷到款。张永利说：“不是国家政策不好，而是限制太多，希望金融机构能放宽一些限制。同时，金融业应把收益更多返补给实体经济。”

蔡昉做了许多调研，他觉得要促进就业，“织紧社会保障网，实现社会政策托底”十分关键，这被他评价为“既可以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保驾护航，也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未雨绸缪之举”。

“这个领域仍然存在诸多短板需要加快补齐，最紧迫的莫过于加大政策实施力度，缩小城乡之间、地区之间、户籍身份之间和就业性质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差异。而且，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，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突破口提高社会政策托底水平，可以起到纲举目张的效果。”蔡昉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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