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图片来源：国家发改委）

　　“粮票、布票、肉票、鱼票、油票、豆腐票、副食本、工业券等百姓生活曾经离不开的票证已经进入了历史博物馆，忍饥挨饿、缺吃少穿、生活困顿这些几千年来困扰我国人民的问题总体上一去不复返了！”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，习近平总书记用朴实真挚的语言概括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民众生活的变化。

　　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，老百姓感受最深。本期“改革开放四十周年·生活的脚步”栏目精选了部分读者来稿，从衣食住行的身边事，讲述普通人所亲历的40年变迁。同时，我们继续诚挚欢迎海内外读者踊跃投稿，同我们一起分享改革开放以来动人的中国故事。投稿邮箱为hwbjjb@163.com。

　　——编者

堂哥的惊叹

罗震世

伯父全家在马来西亚，他的一个儿子——我的堂哥，小时候在我们家生活，后来回到马来西亚，又到英国留学，毕业后去美国工作定居。

堂哥离开家乡后第一次回国是在1982年，那时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。我们是租用一辆农用三轮车到车站接堂哥回家的，这在当时的农村已经是高级交通工具了。“你们没有小汽车吗？”路上堂哥突然问我们。当时我觉得堂哥问的是一个天方夜谭的问题，我家连当时的“三大件”——冰箱、彩电、洗衣机也没有啊！只好红着脸回答：“我们家只有两辆自行车”。是啊！当时我们怎么会有小汽车呢？我们都没想过有小汽车！

按照广东的风俗，那次探亲，堂哥给我父母等长辈每人包了一个50美元的“利是”（红包），给我们同辈人每人包了10美元。在我眼中，这是一笔“巨资”了！要知道，10美元在当时可兑换150元人民币，相当于一个正式工人3个月的收入，而这只是作为美国工程师的堂哥一小时的工资！差距之大，难以想象。

改革开放的中国创造了奇迹。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，老家广东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这些年，堂哥时常回老家，也会到全国各地观光。“Amazing！（不可思议）”“Unimaginable！（难以想象）”他对祖国发展变化的感受是深刻的，交谈中常常会发出由衷地赞叹。

我们个人经济状况也有了质的飞跃。如今，每当堂哥回来，只要他愿意，亲戚中任何一家都可以开着小汽车带他去他喜欢去的地方。任何一家都可以在宽敞体面的酒家设宴，请堂哥品尝各式美味菜肴，而不会像过去那样，再由他这个“海外赤子”埋单。

前些年，退休后的堂哥又回到他的出生地马来西亚定居。今年春天，我们在广东见面，谈及中国发展和综合国力大增的现实。他说过去中国远远落后于美国，也落后于马来西亚，如今各方面远远超越东南亚国家，很多方面还赶超美国，“中国人坚韧、勤劳、聪明，不断创造奇迹，太了不起了！”

当他 得知我现在的工作是通过政府投资基金在贫困地区开展产业扶贫时，半开玩笑地说：“我们马来西亚还有很多穷人，你也应该来大马扶贫啊！”我也打趣地说：“可以啊，这也符合中国‘一带一路’倡议啊！”

（作者为国投创益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员工）

班组“法宝”变迁记

夏忠

“快来看，咱班组还有‘文物’呢！”前阵子，我们公司——安徽电建一公司机械化大修厂的钳工李春在整理班组仓库时，发现一个里三层外三层包裹的长筒状的东西，拆开一看，原来是铁皮长筒喇叭！年轻的工人们都过来“瞧稀罕”。

大家七嘴八舌地猜测铁皮喇叭的用途。有人说，是道具，在电影电视剧里看到过。也有人看它的“包浆”，说是“文物”，还让大伙别给弄坏了。最后，厂里的“老人”——安全员叶小海跑过来，小心翼翼地收起铁皮喇叭，“这是我做的，当然不是文物啦，但它是我们安全员当年的‘三大法宝’之一。”

叶小海拿起铁喇叭，喊了一声，声音顿时放大好几倍，把大伙吓了一跳。原来，这是当年的“扩音器”。1982年春天，他开始担任班组安全员，不到一周嗓子就哑了。为啥？累的呗！那时，条件有限，还没有电子扩音器，安全员跑现场只能靠“吼”。主厂房吊装人员在离地面几十米的高空作业，提醒他们注意站位，纠正违章作业，声音小了听不见，吹哨子又交代不清，连喊带比画，十几个作业面，一天下来，口干舌燥，嗓子火烧火燎的疼，说话声音嘶哑。

其实，这也是安全隐患之一，只是他起先没在意，直到有一天差点出了大事。那天，他使出全身的力气，连吼带叫提醒吊车操作工“不能转向”，吊车发动机轰鸣声，再加上施工现场车来车往，操作工却误听成“起钩”，幸好所吊设备重量轻，否则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这件事儿让大伙意识到这么“喊下去”迟早要出事，必须要想方设法解决。当时的班长为此给他下道命令：你文化程度高，脑子也灵活，就指望你想招了！

正当他为找不到“万全之策”而苦恼之时，无意之中看到电视里军事演习时，指挥员拿着圆筒状的铁皮喇叭，站在山头上向山下“喊话”的镜头。他忽然来了灵感，于是就跑到施工现场废料堆里翻找制作材料。他找一块薄铁皮，卷成1米来长，碗口粗喇叭花状的，找电焊工师傅帮忙，焊上接口。大伙一起来试验。特意选择施工现场最忙碌的时段，十几台吊车同时作业，二十多辆大货车来回穿梭，不高不低的声音，通过他的铁皮喇叭，几十米开外的操作工听得一清二楚。

叶小海说，打这以后，他的嗓子就舒服多了，听错信号造成的误操作也没再发生过。又过了几年，厂里采购了扩音器，铁皮喇叭光荣“退休”。

而另外两件“法宝”分别是小黑板、帆布包。半平方米大小的黑板是用来安全培训和安全交底的。帆布包是安全员进施工现场带的，里面装有安全教育合格证，特殊工种上岗证等资料。

“你的这些法宝早就失灵喽！”听完后，年轻的工人们说。现在，安全培训安全交底早就用上多媒体了，PPT、动漫演示，一清二楚。至于安全资料，扫一扫安全帽上的二维码，安全考试成绩、上岗证等等信息全都有了……

大伙劝叶小海扔掉这些“法宝”，可他舍不得，还说要继续珍藏呢。

（作者为安徽省淮南市洛河镇安徽电建一公司员工）

圆了汽车梦

龚祯熊

渴望拥有一部车，是中国几代人的梦想。

早年间，普通人去哪里都是用两条腿，大家自嘲是乘“11号车”。1969年，我在离家120里的地方下乡，因搭车困难经常徒步回家。天才蒙蒙亮就上路，晚上9点到家时，双脚累得就像要与大腿分家一样。那时，我多希望自己能练出一双飞毛腿，以便自己的 “11号车”能适应走南闯北的需要。

改革开放初期，凤凰牌自行车是当时最紧俏的商品。那时，为了买到一辆自行车，大家要千方百计去先弄票证。费劲周折，最后即使买不到凤凰，但能买到一辆稍好的车如“飞鸽”“红旗”，也得意洋洋。骑到街上铃铛一响，多神气啊！

1984年后，自行车供应的紧张状态逐步缓解，不久便处于饱和状态。我家六兄弟总共有十几辆自行车。大家每天下班回来真不知道把自行车放哪儿妥当，经常相互苦笑道：“这真是有银没瓮装啊！”

国道线首次出现在家门口，是在上世纪90年代。起初，36米宽的公路上空空荡荡，那么宽的国道大有衣不合身之感。然而不过几年的时间，各式各样的大车、小车，不分白天黑夜在国道上穿梭往来，眨眼间国道线就热闹了起来。

前几年，我们这里又修通了高速公路。过去我们乘班车去龙岩要花费一个上午的时间，而现在只需70分钟。高速公路真是缩千里为咫尺。亲朋好友中，不少家庭拥有了自己的小汽车。女儿家也有了小轿车。小外孙经常坐在他爸的小汽车上，一会儿按喇叭，一会儿摇车窗，不愿意下来。

（作者为福建省上杭县居民）

过足电话瘾

刘长征

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。那时爸爸在县城工作，很少有时间回家，有时我想爸爸了，就央求妈妈带我去县城看爸爸。进城前，妈妈总先要去公社的邮电所打个电话，问问爸爸是否在单位。我清楚地记得，一个很大的黑色手摇电话机放在高高的营业台上。打电话要通过总机话务员呼叫转接，想顺利打通电话很难，不是占线就是总机没人接，打不通电话就意味着去不成县城，见不到爸爸。

那时最快捷的通信工具要数发电报了。我表哥在河北唐山当兵，有一次他在来信中给我夹寄了2元钱，这在当时相当于我在学校一月的饭钱。表哥在信中说，他特别想家，但部队有规定不能随便回家，他就想让我帮他给部队发一封“母病重，速归”字样的电报，这样他就有理由向部队请假探亲了，那2元钱就作为发电报的费用，剩下的钱就归我了。我思来想去好几天，最终还是告诉了爸爸，爸爸责令我把2元钱退寄给表哥，同时给表哥写了一封长信，让他在部队安心服役。事后表哥也想通了，并原谅了我的“叛变”，一封“假电报”就这样“流产”了。

后来到外地求学，我和家里联系主要是靠书信，一是它资费便宜，二是我从小习惯了写信。直到有一次，我在同学亲戚家里见到了一部体积很小的电话机，比小时候在集镇上见到的手摇式电话机精致多了。同学告诉我说那是程控电话，是最先进的电话机。直到那时我才知道打电话可以不用总机转接，直接拨打市话和长途，真是方便极了。参加工作后，我的主要任务是在办公室接打电话。我甭提多高兴了，心想终于能好好过足电话瘾了。

千禧年前，我花了一个多月的工资买了一部数字传呼机（BP机）。夏天衣服穿的少，BP机往腰上一挂，神气极了，见了熟人就一句话“有事，你呼我”。到了秋天，BP机会被外衣遮掩，我就把衣服扣子敞开，尽量把BP机露在外面让人看见。

我的第一部手机是一部西门子手机，比当时的大哥大小多了。腰里别着BP机，手里拿着手机，惟恐别人不知道。那时手机费特别贵，接打每分钟6角，不敢接，更舍不得打。自从有了手机，与外界联系方便多了，渐渐有了一种一日不见手机如隔三秋之感。

之后，我陆续换了摩托罗拉手机、彩屏手机、智能手机。智能手机的功能是一应俱全，但我花了几天时间研究说明书才学会如何使用这些功能。前几天，我收到一条微信，打开一看，远在首都的朋友发来了一张照片，照片里朋友正挤眉弄眼朝我笑呢，滑稽又可爱。

改革开放40年来，我从一名孩童长大成人，经历了生活的苦辣酸甜，也终于过足了“电话瘾”。

（作者为河南省太康县居民）

我那追赶潮流的老伴儿

李元启

我的老伴儿，生于20世纪50年代初，1米7的个头儿，一头秀发。得天独厚的条件，使她成了追赶潮流的“急先锋”。然而，改革开放前，再想赶潮流，也没什么发挥空间。老伴儿上学时编个大辫子拖在身后，参加工作后变成了齐耳长的“剪发头”。

1978年，改革开放打开了中国的大门。西方的各种新潮发型迅速传入中国，一夜间受到了广大爱美青年的追捧。那时候，老伴儿25岁，爱美的她成了第一批“弄潮儿”。一天，她说要出去办点事，让我在家看着6个月大的儿子。我等呀等，两个小时还不见回来，孩子饿得直哭，我急得门里门外来回走。正在这时，一个顶着一头绵羊尾巴般卷发的女人走进了家门。我正在诧异，只听她叫着我儿子的名字说，“饿坏了吧，妈妈喂你吃奶。”天哪，这是我的妻子！儿子一看到妻子那头卷发吓得哇哇大哭，直往我怀里钻。我赶紧提醒妻子把头发包住。妻子找来头巾裹住头发，亲切的呼唤着儿子的乳名，几经周折，孩子才认下了她这个“洋妈妈”，重新依偎在她的怀中。

此后，妻子就没断过改变自己的发型。这些年来，我记得她做过的发型有梨花烫、玉米烫、蛋卷烫、大波浪、内扣……消费的价格从几十元到几百元。

转眼间，我们都退休了，也有了孙子。孙子4岁时，有一天她让我在家看着孙子，说要去超市买些东西，高高兴兴地出了门。几个小时后，家里的门“咣当”一声响，孙子猜想应该是奶奶回来了，赶忙去迎接。“爷爷，来了个‘狼外婆！’”一声“奶奶”没叫出声，小家伙吓得赶紧跑到我跟前，用小手指着外面喊道。我一听赶忙跟了出去一看，原来是老伴儿将她弯弯曲曲的黑卷发拉直，染成了棕黄色披在肩上，身上又穿了件刚买的长款外套，涂了个大红嘴唇。难怪孙子叫她“狼外婆”。

这40年间，妻子有时将头发留长，有时将头发剪短，有时烫弯，有时拉直，有时染成金棕，有时染成酒红，没少折腾。妻子表示，“我将钱花在这上面，是懂生活！再说了，没有改革开放，我哪来的这些钱消费？”嘿！还挺有道理！

（作者为河南省济源市退休居民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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